袁济喜先生的散文集《人生交换》（海天出版社）最近出版了，其中那篇题为《人生交换》的艺术文化散文，写得尤其充满了慷慨悲凉之气。人生在世，总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与力量，以完成他们关于自身存在的历史证明。由于实践主体价值观念的不同，也就构成了千姿百态的人生交换方式。白手起家、一本万利者有之，孤注一掷、赔光赔净者亦有之。几家欢乐几家愁，有些人虽然赔得精光，但是内心世界却更加富有；有些人虽然享尽人间荣华，但却丝毫无法得到精神满足；更有人因为洞悉了最后失败的总是自身，愤而拒绝同社会进行交换，也有人因为一次次的失败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掠夺热情与冲动……在这本艺术文化散文集中，它所刻画的已不仅仅是魏晋六朝名士的人生悲欢，同时它更是中国士大夫群体命运的真实写照。作者在对全身避祸者予以同情、对得不偿失者予以理解、对一失足成千古恨者扼腕叹息的同时，还高度赞扬和歌颂了拒绝同丑恶现实进行交换的真名士。这正令人想起“读书人一声长叹”这句老话。
在袁济喜看来，“人生是一种交换，而这种交换，又与人们的自我意识及其价值观念息息相关。”但对于无比复杂的人生交换来说，我还想对其原因再作两点补充。首先，在所有人生交换中，那些牺牲自我意识与价值观念的，诸如刘琨、左思等，并不全都是无耻卑劣之徒，甚至有些人做了违背原则的交换之后，诸如庾信等，在其晚年也陷入了极为痛苦的道德忏悔中。实际上这正与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相关：这种价值观把儿童看作生命的最完美形态，而把实际展开的现实人生看作是一种赔本的买卖。发展了还不如不发展，成熟了还不如不成熟，进化了还不如不进化，所以中华民族最高的生命存在方式，就不是对象化的“以物易性”的方式，因为它投入时间与力量，却只是把自身变成一个与其原始存在不同的东西；而是在经历了必定要丧失自身的现实过程之后，如何在精神上完成向它原始存在结构的回归。与西方人的生命价值观念截然不同，中华民族认为只要变成对象就是不自由，无论在这种现实异化中主体获得了什么样的发展。所以只要参与现实世界的交换过程，也就意味着在进行一场最终要赔本的交易。
其次是一个老话题，就是为什么中国士大夫时常显得有点贱，一有机会就很容易放弃他的人生原则，而做出种种不道德、甚至是出卖灵魂的丑恶交易。由此我想到了马克思《资本论》中讲到的“物质变换”这个重要的哲学经济学范畴。根据我的理解，这个概念的直接含义是指人以其自然力同对象进行“物质与能量”方面的交换，以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；它的另一层比较隐晦的含义是，作为社会的存在物，人只能依靠其实际占有的生产资本来完成与社会之间的交换行为。这种资本既包括他生命的自然属性，也包括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属性。而由于只有占有到更多的资本与生产资料，才可能在社会再生产与再分配中获取更大的经济利润，亦即更好地实现了其生命的本质力量，所以他就必须经历一个极为肮脏的资本积累过程，也就是说，在许多情况下，他就不得不从事各种非法的、非道德的肮脏交易。魏晋时代的名士大都已不再理解这一点，而当他们以如此少的生产资料去从事如此巨型的社会生产时，其结果必然是要赔个一干二净。
但这并非是说问题从此就得到了解决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无解之谜。虽然从逻辑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人们在从事新一轮交换时可以冷静得多；但是，如果真的每个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么历史本身也就会变得毫无诗意与故事。而当代士风之所以变得越来越俗，大约正是太明白这个道理的缘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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